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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傣族创世史诗与祭祀寨神勐神和寨心石等仪式紧密结合,但是这些仪式活动通常受限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且具有一定的排外性“。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子课题“傣族世史诗·《捧尚罗》”在西双版纳录制视频,原计划获得史诗学意义上的“仪式中的演述”资料,但基于具体情况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改为“录音棚”式的演唱视频。此外,也录制了一个完整的上新房仪式及仪式中的章哈演唱,作为史诗演述与传承的背景资料。在完成课题的过...
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口头叙事传统,史诗的传承与演述生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不断变化。德昂族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史诗的演述语境与传承方式发生了变革,政府和村民组织开展了各种非遗保护活动。为了在新的演述场域中获得认同,传承人对史诗的程式、主题、情节等方面进行了创编。同时,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增强了史诗演述人创编、传承的自觉意识与强烈的责任感,史诗的内容从程式到主...
《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在党中央文化政策的正确指导、政府的支持、各级文化机构的关照和参与、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学者的辛勤劳动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文本化的成果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精美的、艺术的口头史诗传统。本文梳理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政策介入下史诗《玛纳斯》文本化的进程,并且揭示作为史诗文本化的最佳成果《玛纳斯》,汉译本的出版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民族交流和交融、筑牢中...
随着歌手、文本、听众以及语境四要素的变化,歌手之于文本的首要角色从创编者向传播者转化,口头传统的演述性呈现出弱化的态势。演述性的弱化由史诗文本化的内驱力决定,它并非意味着口头传统的断裂。物化文本给予叙事空间可资跨越的前提条件,在多形态的文本接受过程中,口传史诗越来越多地跨越了地区、民族和国界,呈现出史诗叙事功能的多重性。整体而言,口传史诗的传承与当代形态主要表现为演述性的弱化、文本形态的多样化以及...
格萨尔史诗新实践,指向“活形态”传承的“生生不息”以及“动态性”发展的多样性。“新实践”在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新文化档案,以及格萨尔史诗陈述方式和实践层次的多样性,强调实验性、探索性和创新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传统”,从艺人说唱到书面文本,从集体记忆到个体创作,从传承形式的创新性转化到多样性实践, 格萨尔史诗传承新实践,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属性,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搜集了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及其岭国大将贾察霞嘎的有关传说、遗址遗物,并结合大量的史诗文本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藏族史诗《格萨尔》有着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藏族文学研究的对象都以书面文学为主,但书面文学并非藏族社会历史发展中文艺接受的主要形式。以听觉和视觉为主要传播载体的藏族口头文艺传统才是广大藏族民众中文艺创作、传播和接受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作为《格萨尔》史诗。《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关系是双向的,既有古典学与口头诗学理论中业已论述的文艺接受过程,又存在不同类型受众的前理解构建出的史诗的多重身份。以《格萨尔》史诗为代表的中国口头传统研究...
芬兰学者劳里·航柯(Lauri Honko,1932—2002)是国际著名史诗学家。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史诗学的诸多基本论题,在史诗的界定、文本类型的划分、文本化过程、歌手的创编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在帕里和洛德为研究“荷马问题”而走向南斯拉夫的史诗比较研究这一学术传统的影响之下,劳里·航柯为解决芬兰本土的“卡勒瓦拉问题”,也将视野扩大到东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史诗传统。
俄罗斯历史学派上承俄罗斯神话学派、传播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和历史比较学派的研究,下启俄罗斯史诗的历史性研究、形式主义研究和演述传统研究,在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弗·费·米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稽考勇士歌与史实的源流关系,勾勒勇士歌的历时演变轨辙,探究勇士歌演述人在演述中的艺术创作,其研究范式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随着世界文化多样性观念的深入,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已受世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称“三大史诗”为“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9.27.)。在大力推动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格萨尔史诗通识读本:朝向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阐释》出版,适逢其时。
景颇族史诗《勒包斋娃》的诗学系统具有丰富的阐释可能。《勒包斋娃》所构建的象征隐喻世界和意象体系,展现了丰富的空间层次——认知空间、社会实践空间和人地同构的地理空间。在认知空间中,景颇族先民运用了心物不分、天人合一的原始-神话思维,反映其对世界、人类、诸神、万物生成原因和演变规律的感知演绎。在社会实践空间中,讲述范畴从神圣对象转向世俗对象,非神话的现实因素更多地在文本中流动。
21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文学研究、文化阐释、艺人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区域化特征解析、史诗遗迹遗物普查、史诗艺术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少力作问世,尤其在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格萨尔》史诗文学研究的口头诗学转向、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实践及非遗语境下对史诗传承传播的关注更使《格萨尔》史诗研究在新世纪有了新的发展向度。
英雄史诗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是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主题、情节等方面的某些相似性特征,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有时候难以区分,但勇士故事是有别于英雄史诗而独立存在的文类,这一点毋庸置疑。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阐述了勇士故事与英雄史诗的联系与区别,并在对家庭斗争型史诗这一特殊类型史诗的形成问题进行多方面考证的基础上,再次强调家庭斗争型史诗是在同样内容的勇士故事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
郎樱结合多年的实地调研经验、扎实的突厥语族史诗研究功底及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对突厥语族史诗与蒙古史诗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她的突厥-蒙古史诗比较观照主要体现于母题内涵和叙事结构的比较研究中,尤其是基于史诗母题开展深层文化内涵的探讨推进了前人的研究,不仅为突厥-蒙古史诗比较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史诗的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意大利社会文化学家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提到的所谓人类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英雄依旧是每个人心中不朽的坐标,英雄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英雄史诗”所折射出的智慧的光芒尚烛照着今天人类文明的天空。尤其是它留给我们诸多的精神产品,包括坚强意志、高远理想、利他思想、超凡的智慧、无我的精神和正义的意识均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滋生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和过分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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