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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以“普遍的人性”为旨归的创作观,如果仅从概念出发,的确存在着不可抹杀的抽象性;但如我们以“形象思维”为理论视野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看的话,则会发觉其以“普遍的人性”为旨归的创作观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规律的。梁实秋创作观中的“形象思维”内涵主要表现在文学形象来源于生活、理性指导下的“创造的想象”和描写具体的“普遍的人性”等三个方面,且梁实秋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情理兼容的“中庸”特色。
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中,后发现代性追求是主流话语。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学中已经产生了一些现代小说的因素,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内生原发的现代因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程中未得到充分发展,只能以潜流形式边缘化地存在于其中。本文考察了莫言对《聊斋志异》的现代因素的继承与发展,以莫言的经验为范例,倡导在当代文学中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探索思路,即对古代文学传统中的现代因素的继承为主体,后发现代性为参照,两者互...
新世纪小说中的留学叙事映射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总体来看,社会对于族裔文化和异域文化交流的态度上通达从容了许多,但仍有待建立更为科学而理性的文化自信。这样的观念既要从中国百年思潮整体脉络中溯源,也与技术理性对现实生活的侵略息息相关。新世纪小说中的留学叙事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介入和文化关切意图,但在现实介入深度、广度方面仍有待提升。
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个性鲜明的朦胧诗人更是以叙述者的身份,悄然踏上了时代文学的舞台。对文学事实与文学机制的追寻,始终是一项辩证不已的学术课题。自“地下文学”这一遗照浮出历史地表,它就以潜流与激流的形式,引发了一场关乎文学走向的“文学革命”,更新了文学观念,重述了先锋与常态、真实与想象、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1970年代,一群“麦田里的守望者”以“朦胧诗”为凭借,向文坛发起...
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是经由批评家的“解释性介入”所生成的文学事件,同时也是在市场化力量推动下酿就的一个媒介事件。它以多数元的形式关涉了文学史发展和当下文化场域的几个重要论题,时代的历史性在这一文学个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从“新东北作家群”成势过程的三个关键词——“80后”、“现实主义”、“东北”入手,试图以不同视阈观照这一个案脉象,在与之相关的共识性言说中找寻新的讨...
韩松继承先锋文学的特质,在他的小说中构建了人类社会被思维异化和科技异化后幻化出的异质空间。他以冷峻悲悯的笔法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异化困境中反思现实世界,在探讨科技与人类的关系的同时,为读者带来超越现实的寓言式的极致体验。本文探讨的是韩松以先锋的笔触构建科幻世界,以看似符号化的人物刻画描摹最真实的人性状态,以悲剧式的寓言来书写人类未来的命运。他用异化手法无情地讽刺与批判世俗世界,力图唤醒人类走...
朱秀海的长篇小说《音乐会》以金英子的叙述为中心,在多重见证下展示抗联十六军的历史。在叙事方式上,小说采取了多视角叙述,凸显了多重见证下故事的层次感。小说在结构上蕴含着更为精巧的形式,正文和附篇构成互文性见证,叙述性文本和非叙述性文本融合,这是作家走进历史现场的深度把握。朱秀海具有为历史提供见证的良知,这也是他见证历史真实的伦理立场所在。“诗性正义”伦理维度的叙述不仅具有见证的功能,还建构、传达了民...
摘要:城市是展现人性的试验场,流动性和包容性兼具,成为葛亮小说的主要书写内容。家庭教育的文化滋养、古典文脉的自觉传承、与时俱进的全球视野塑造了葛亮城市小说的新古典主义风度。在葛亮城市小说里,新古典主义气韵弥漫至城市的肌理,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形态:时空缠绕中凝聚地方性、现代性和古典性,俗世雅趣中蕴涵希望的传统风骨,符号传奇与人性探索共筑理想世界的建立。
《爱之神》是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首新诗。这是一首取材于西方神话的爱情诗歌,其题材内容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爱情诗与神话题材文学创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诗中的“爱之神”与“人之子”的对话,实际上象征着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对话。这场对话的失效,揭示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各自的缺陷以及两者之间的隔阂,体现了鲁迅对启蒙的深刻反思。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逐渐深入,一大批在研究意识、方法和视角上有所突破的成果不断涌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以“还原”和“呈现”为目标的学术追求下,陈思广的相关研究就以超前而审慎的史料意识,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考察现代经典长篇小说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接受史,最终以编年史的形式呈现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风貌。
《铸剑》和《越女剑》在行动模态、叙事语法上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为我们比较两者的侠文化观念打开了窗口。在侠文化观的生成阶段,鲁迅通过对侠做减法、提纯,形成了“墨侠”观;金庸则把“民族大义”纳入侠的深层结构,构建起“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侠”观。随着主体观念和时代背景的变迁,鲁迅与金庸的侠文化观发生了剧烈变化,透过个人与集体的意识运动和观念区隔,两位作家分别走向集体革命、阶级斗争和“佛侠”“道侠”的...
民国新诗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一直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自诞生起便参与着中国新诗格局的建构。纵观这几十年来的民国新诗期刊研究脉络,尽管研究逐渐由隐到显、由内及外,在史料钩沉与文学研究层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内容和方法上仍存在着较多的缺憾。为此,我们一方面仍需钩沉大量史料以尽可能地还原民国新诗期刊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在方法上注重文献研究与媒介研究的双向并行,既要关注到民国新诗期刊作...
在特定意义上,《寒夜》所呈现的生命悲剧,是“好人”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无法成长为“新人”的悲剧。在战时国都的漫游,没有为汪文宣、曾树生提供“嵌入”城市空间和“抗战建国”历史进程的契机。“老好人”汪文宣之所以承受苦难而未能成长,除了社会不公和环境因素外,还与其“自我压缩”的人格及其与生活世界的隔膜有关。曾树生的离家出走,原本具有现代质素、对个体成长有正面意义,但却在较量“道德资本”的家庭权力游戏中沦为空...
在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下,邓汉仪充分认识到笔墨之权的力量,在此理念影响下,他历经二十年完成了《天下名家诗观》三集的编撰,从诗人的取舍、诗篇内容的偏好和情感的倾向上都体现了邓汉仪操笔墨之权的选诗意图。邓汉仪笔墨之权理念的形成,与著书立说的时代风气、游幕经历的条件储备和燕台唱和的反向推动有关。邓汉仪作为顺康时期的重要选家,代表了在明清易代的时移世易之中,继续关心民生利病,以兴利除弊为己任的文人群体。
赵观彬创作的燕行诗,是18世纪上半叶朝鲜社会“春秋大义”与“朝鲜中华主义”文化意识的集中缩影与呈现。它反映出清朝虽然已经入主中原百年,但朝鲜士人仍普遍存在对“明亡清兴”历史大变局的痛叹与对明神宗“再造之恩”的感念。这也说明当年抗清战争的惨痛记忆与“反清复明”的“北伐”情怀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朝鲜士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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