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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
依据金融学原理，存款利率和存款期限具有同步联动效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长期稳定地确立了存款利率和存期种类的法定化。国家依法制定利率、确定存期种类并公开，银行和储户在缔结存款合同时应当遵守这些规定，而不享有完全的意思自治。司法者应当推定依法实施的利率管制的合理性，认同利率管制事关宏观调控的效果和公共利益。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存款利率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而非管理性规定。所有...
金融监管措施是金融法的概念，难以作为行政法的概念。金融监管措施与具体行政行为类型属于不同的逻辑和话语体系。试图将金融监管措施与行政法上任何一种定型化的行为类型相提并论的所有尝试都难以成功。我们至多只能将其解析为某几种主要的定型化的行政行为类型。但由于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总会有一些行为逃逸于现有的行为类型之外。因此，金融监管措施不能被视为一种新的行政行为类型。金融监管措施并非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
在公法上，命令——服从这种经验性的支配现象背后隐含着特定的代表结构。从绝对君主制、立宪君主制、民主共和制三种政体形式中，可以抽取出代表的三种历史类型，它们分别是超越代表、二元代表和内在代表。在三种历史类型的背后，代表所涉及的问题逻辑显示出一定的相似性，此问题逻辑构成了代表的体系结构。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代表的体系结构由解决授权问题的形式代表和解决公意实现问题的实质代表两个维度构成。从展示和接近公意...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8(4)条确立的行政命令制度自香港回归以来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鲜少实践应用或理论研究。从港督职权或中国内地行政权设置两个路径来追溯其渊源，只能看到些许的印迹或影子，无法探知明确的制度承继关系。从起草过程来看，行政命令制度经历的文本变迁甚少，其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范围的界定和权力的限制。从行政长官发布的关于公务员和秘密监察的两次行政命令的实践应用来看，法院通过正面肯定前案、反...
行政法学理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解释，与2009年之前相比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学说。对“程序轻微违法”的解释则主要通过整理判例列出若干情形，但未作类型化处理和一般化判断规则的提炼。结合过去十年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我们可以发现“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未能发展成更为精细化、多元化的判断标准；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不断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2014年...
行政协议乃是行政主体主动进入市场、寻求与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的尝试，双方当事人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才可达成关于权利、义务的合意，进而建立行政协议关系，这与民事合同完全一致；公法及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现代演进，也使得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而逐步走向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这也为平等原则在行政协议中的适用提供了可能。然而，不同于民事合同之平等原则，行政协议之平等原则具有更富包容性的内...
刑法与行政法是法秩序整体的组成部分。对妨害公务罪全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除犯罪人自身因素以外，犯罪的严重性、刑罚裁量的均衡性以及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三者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政府透明度越低的地方，妨害公务犯罪越重，量刑偏重的概率也越大。三者之间并非统计巧合，也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另有隐性因素影响的复杂结果。研究提出用“代偿理论”解释这一现象，控制社会控制将促进法秩序整体的底层加固和长期稳定。为此，...
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是处罚决定公开的主要目的，实现对社会的风险警示是处罚决定公开的附带功能，声誉制裁并非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定目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不适用“以公开为原则”的要求，仅有符合法定要求的行政处罚决定才应当公开；“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行政处罚决定”可理解为针对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影响较大的违法行为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考虑到个人信息保护和声誉保护的要求，以自然人为处罚对象的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匿...
作为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行政行为应遵循合法、合理和程序正当等行政法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对行政行为作成机制中的主体性要素，即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主观状态，以及角色与功能的契合度等职业伦理问题关注明显不足，导致法律实施效果不彰。为此，应尽快完善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伦理法，确立和建构善意履职原则，规范和引导公职人员善意行使职权，以形成对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效法律机制。从正向看，善意履职原则的...
新《行政处罚法》第2条增设了行政处罚的概念条款。该条内含的“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违反行政管理秩序”“惩戒”三项要素，应分别以“不利益性”“违法性”“报应性”加以归纳和解释。其中，“不利益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一要素。行政处罚的标的是“利益”而非“权利”。利益是价值中立的，本身并不存在合法与非法之分，行政处罚的制裁对象并不必然是合法的。“违法性”是行政处罚的第二要素。在“违法性”判断上，应奉行...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首次明确行政处罚的定义，但存在三点缺憾：一是定义所反映的是以管理为本位而不是以权利义务为本位；二是将“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法律秩序”简单等同起来，客观上把受处罚的行为从违反“行政法律秩序”不当扩大到违反“所有行政管理秩序”；三是“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未能覆盖行政处罚所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公民...
法治构建中的规范多元是一项普遍性的社会事实。中国法治的“复规范性”，独特之处不在于其“多元性”，而在于其顽强的“双轨性”。从历史上的礼法合治，到当代的党规国法合治，一直是两种主要规范，通过三重制度逻辑——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传导互动、积极主体与消极主体的差序治理、示范系统与规范系统的功能耦合——运转起整个规范秩序，“双轨法治”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深层结构。规范系统的双轨性来自治理结构的双轨性，古典“双...
惩罚手段泛滥和治理工具不足是立法机关设定行政处罚时始终面临的矛盾。《行政处罚法》上的处罚措施设定权条款难以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它们需要在基本原理层面被重新理解。处罚的本质是对利益的剥夺，而剥夺不同利益的措施应受到不同对待。从设定权分配的角度考虑，处罚措施可按照剥夺宪法上的利益、法规范上的利益、法规范外的利益或剥夺利益核心部分、利益非核心部分两种方式进行分类。同时，处罚措施设定权自身也可分为措施创设权...
行政法法典化是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制度前提，有利于更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能够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党和国家的政治决断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政治基础，现有行政法律制度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实践基础，行政法学界多年的学术探索为行政法法典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域外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