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刑事诉讼法学”相关记录444条 . 查询时间(2.004 秒)
自1979年以来，刑事审判制度尽管历经多次变革，却仍然保留了一种新间接审理主义的审判方式。刑事法庭将公诉方案卷材料奉为庭前查阅和当庭调查的对象，使得证人证言笔录和被告人供述笔录在法庭上具有无可争议的证据能力，甚至可以成为法庭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根据。这一审判理念的形成，与那种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模式、实体真实至上的价值取向、法官倾向于刑事追诉的理念以及建立在办案期限基础上的效率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带...
由于公检法三机关职能及关系的异化，中国刑事诉讼被认为具有“以侦查为中心”的构造模式。这种诉讼模式可称为“顺承模式”，其既与刑事诉讼作为“诉讼”的基本特征相背离，也易导致刑事审判虚化，难以发现并纠正检警机关犯下的错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理性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刑事诉讼如能从“以侦查为中心”走向“以审判为中心”，案件将随程序的层层推进接受愈来愈严格缜密的审查。这种...
证据规则是证据原则的下位概念，是证据原则的具体体现。无论是立法、司法的实践，还是诉讼理论的完善，都亟需对证据规则予以进一步研究。从规范层面来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证据规则体系，为研究和完善证据规则提供了法律范本。但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目前面临证据法典缺失、证据规则可操作性不强、精密化程度不高和证据规则的实施效果不佳等困境与问题。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应以诉讼认识论和诉讼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
“错判”比“错放”危害大，以及“宁可错放，不可错判”，被认为是刑事司法的正义理念。然而，“错判”等于“错放”、“错放”大于“错判”也不乏大量经典学说和历史支持。如何评价“错判”和“错放”危害性的大小，是帮助刑事立法、司法、政策、教育认识司法错误的重要课题。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关于“错判”和“错放”危害性偏好的10732个样本，研究采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后发现：两种司法错误危害相当，任何一个...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当中。本文立足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定位及其与坦白从宽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着力揭示认罪认罚从宽的政策意涵及其实体法根据，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试点提供理论指导。
理论通说一般借助犯罪论中责任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量刑责任，但无论是理解责任的基础，还是判断责任的依据，量刑领域内的责任并未由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内涵。事实上，受刑罚目的的影响，量刑领域内的责任是从可比较性和量上，对犯罪论中的不法和有责进行了功能性调整和差异化处理，因此量刑责任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功能性概念。这主要体现在：从可比较性和量上，量刑责任对各种情节进行了严重程度的阶层性判断，从而使国家动用轻...
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目的是保障司法改革试点于法有据。全国有18个试点域市直接参与速裁程序试点，不可避免地产生试点的本地化差异。速裁程序试点中的本地化问题是试验性立法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仅对于确保中央司法改革试点项目规范运行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与速裁程序相关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也有着重大影响。对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代表性地区的试点司法机构制订的地方文本考察和比对...
未遂教唆是指教唆人出于使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一开始就只能以未遂告终的意思而进行的教唆。未遂教唆不可罚的法教义学解释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教唆故意与一般故意的关系看，教唆故意是一般故意的具体化与特殊形式，我国刑法中教唆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引起被教唆者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而且包括由被教唆者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二是从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角度，我国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属于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根据统一制...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令世人瞩目的结构性变化。其中，我国的司法改革历经几十载的渐次展开，逐步从程序改革发展到制度、工作机制改革，再到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司法改革已经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司法革命”。总的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包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改革方向兼顾司法规律与中国国情等。当然，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司法改革也为下一步的...
在互联网2.0时代，“谁应当为网络信息犯罪导致的法益侵害负责”成为数字时代向传统刑法提出的极具现实性与挑战性的问题。结合网络技术传播原理对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刑事责任条款进行教义学注疏，理顺其内部逻辑脉络，有助于厘清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妥当边界。第一，《刑法》第287条之一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对自己发布信息的刑事责任，为上述行为提供帮助者应以第287条之二论处，否则会使得第287条...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不一定必须通过刚性适用规则、正式作出排除决定这一种方式。专门机关通过主动弃用或者撤回有关证据即所谓的“柔性排除”，可柔化“刚性排除”难以克服的若干阻力，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低限度的实效性。“柔性排除”既是司法实践的产物，又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一大特点。它契合我国职权信赖的刑诉理念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殊定位，也是层层把关式刑事诉讼构造的必然要求。当然，“柔性排除”的既...
为解决刑事案件中财产性判项执行难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正式推行服刑人员生效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其减刑假释裁定相关联的联动机制改革。实践中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正向激励不足，负向激励被片面强调或放大，成为一种惩罚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联动机制相关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在保护受害人群体和法院整体利益的目标驱动下，有财产性判项犯罪人的利益普遍受损，由于信息甄别方面的低效，联动机制还导致利益受损...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控辩关系将逐渐呈现出三种阶段性的样态。在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语境下，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只能适用于审判阶段，由此形成了“对抗主导型”的审中样态。而在进入审判前，由于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享有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带有司法属性的权能，辩方通常只能与其形成交涉关系，即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以说服其接受并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决定，由此形成了“交涉主导型”的审前样态。而在审判终结...
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极为复杂，这些性质上明显不同的规范在解释方法上也有不同之处。其中，对辩护权利规范的解释，应禁止不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不禁止在必要且适当时作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扩大解释、类推解释。结合公民权利的开放性原则、霍菲尔德的权利类型理论、德国法学理论中的“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对各项具体辩护权利进行类型化分析，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不同类型的辩护权利在解释上的不同之处，还有助于澄...
我国过去二十一年的刑事证据规范发展历程可以区分为自发生长、艰难酝酿和快速回应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证据规范的发展进程当中，司法需求是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原动力，刑事错案的频频出现是刑事证据立法的催化剂，网络时代媒体的聚焦效应为刑事证据立法获得了话语的正当性，司法改革和政法权力格局变革为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了组织条件。这种独特的发展逻辑使得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在改革动力、纵向发展趋势、横向格局、规范范围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