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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地位”与市场经济“待遇”是欧盟反倾销法上非市场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概念。目前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混淆已经造成了对欧盟这一重要制度本质认识的片面性和肤浅性。欧盟反倾销二级立法中缺乏明确的市场经济或者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标准，其反倾销机构实际执行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隐性规则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歧视性。“反倾销基本条例”关于市场经济待遇与单独待遇的现行立法和执法亦相当武断、不合理。在当前全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对中国的第4条款磋商报告的公布引起了国际国内的高度关注，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的因素和变数。如何正确认识IMF磋商报告的法律效力和作用，该报告能否作为WTO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行使管辖权的依据，成为摆在我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对IMF所有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磋商报告进行了梳理，从形式和实质的不同角度分析IMF磋商报告的法律效力，并深入探讨了该报告能否...
鉴于日益增长的国际投资仲裁体系和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及其与之联系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例）施加于东道国保护外国投资的国际法义务的重要性，合理解释和适用中国签订的为数众多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争端仲裁条款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以谢业深诉秘鲁共和国案管辖权裁决所涉及的“争端”定义的范围、“涉及征收的赔偿数额”的解释、“分岔路口”条款、国内法院和华盛顿中心仲裁的相互关系、诉诸华盛顿中心仲裁的同意以及程序权利的最惠国...
本文提炼出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中存在的人口比例性和广泛代表性两个原则，指出建立在代表性原则上的配额制并不适宜于解决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两个为人诟病的“弊端”：官员主导与代表的精英化。本文指出，官员主导和精英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公民之间更为直接的政治关联。本文认为，建立这种关联最有效的方式是逐步走向全国人大的直接选举，使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政原则落到实处...
最近几年来，有关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争论持续升温，广大公众对此感到无所适从。中国《食品安全法》以专章对食品安全标准进行了规定，并排除了“行业标准”。从现实情况来看，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结束相关的争议。如何认识企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如何发挥它们的作用与角色成为学界重点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强调国家标准的作用固然符合中国目前的现状，但是在合作规制的模式之下，既要强调国家的作用，也要发挥行业协会...
近年来，酒醉驾驶的问题受到两岸社会与相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极大的关注，本文以在台湾发生的一则经过台湾“高等法院”判决后、台湾“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不服而提出非常上诉、最终被台湾“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的案例作为起源，针对酒醉驾驶罪（不能安全驾驶罪）的各种争议问题，对台湾的司法实务与学说见解的观点加以说明、分析与检讨。本文认为，首先，本罪的本质虽然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所谓“抽象危险”乃“具体危险的危险...
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要对...
财政危机促成了1978年以来的两次财政改革。分散化导向的包干制改革，激励了地方的财政汲取动力，但合约式分成模式下的不确定因素，使改革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分税制改革实现了财权的再集中，中央的财政能力得以充实。为了维持财政的自主性，在税收分享机制外，地方政府努力寻求通过预算外收入和政府性债务提高财政能力。中央政府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以规范化的思路去容纳和整合地方的利益诉求。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促成...
分税制改革确立了税权集中在中央的基本原则：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收入，因此，地方财力由地方自有财力以及上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构成，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促进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自此，税权持续向中央集中。税费改革后，非税收入也逐渐纳入预算管理，同时，事权却不断向地方分散。中央既要抑制地方要求分享税权的冲动，又必须在税收立法时适度兼顾地方税收利益诉求。考察国务院、中央财税主管部门和地方...
税收立法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实践中常受争议，与公共财政理论和法治理念也构成某些根本冲突。但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一个固有的传统。本文对这种普遍认识提出质疑。首先，税收立法权集中仅开始于1977年，之前该体制并没有形成。其次，该体制在1977年至1993年间逐渐强化，而这恰恰是财政分权的黄金时代，税收立法权的分布和当时流行的财政分权之间形成强烈反差。本文说明，这一反差不能以法律在这一时代缺乏重要...
通过考察德国犯罪构造体系的百年演变历程，本文认为，拆分思维和体系逻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与之相应的犯罪构造体系化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必将会促进刑法学和刑事实务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引入最为先进和最契合中国国情的犯罪构造体系，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改造。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建立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去苏俄化”的观点对去掉传统四要件体系中的那些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去掉或者否定四要件体系这一知识形态本身；从逻辑的视角看，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比我国的四要件体系更具有逻辑性；从应用的视角看，四要件知识形态与过去我国各种现实条件基本相适应，具有一定实用性。但现存的不一定合理，四要件知识体系有条件的实用...
我国学界对于间接证据与直接证据的划分标准及概念的表述过于简单化，不利于研究的深入。通过审视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单独性”、“直接性”，可以发现“案件事实”的法律性决定了直接证据不可能不经过涵摄或解释的过程而直接与案件事实发生联系，“案件事实”中的主观状态、意思表示要素，也无法被证据“直接”、“单独”地证明。因此，现有的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方式不同为标准，区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思路注定是失败...
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不管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而美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在法律制度设计上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从比较法视野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的引导作用、企业主的健康保险责任、税收法的杠杆力量、多元化的筹资渠道、非盈利性组织的功能、法律监管及其制度保障等七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和论述，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法制欠发达的...
现代行政的任务日益复杂，对科学知识的运用、通过风险的管理以及对科学不确定性的应对，越来越成为规制的常态。规制活动中，政策性的裁量评价与科学事实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对法治以及行政机关的正当性提出了挑战。行政决定中裁量性的成分被“披上”科学的“外衣”；行政决定中原本需要说明理由的内容，借由科学的客观性和正确性，获得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如此一来，科学事实与政策裁量在规制活动中的交融，为行政恣意专断打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