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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时代,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的今天,“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未得到根本转变。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仍任重道远。就此,本文拟从谁来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怎么讲故事三个...
互联网创新媒体,“杂然赋流形”。互联网传播造就了新常态的网络语言生活及其话语体系,互联网新媒体成为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大众媒体,以“圈层”化共同语言为基础划分不同的用户群体,通过社交传播深化自带语言属性的群体意识与社会意识。这是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的一场语言革命,也是新闻媒体的一场革命性转变。
“网络素养”这一概念于1994年由美国学者麦克库劳(C.R.McClure)提出,而中国在1994年4月20日才第一次接入国际互联网。在国内,“网络素养”“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这几个词都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然而,它们在概念和实际内容的区分上并不是那么清楚。这些概念和词语均来自西方相关理念和理论。“Literacy”作为以上“素养”的英文对应词,在所有的概念讨论、理论溯源中被赋予了与读写...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在中美贸易战尚未平息的时间节点上,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主流媒体对国际负面舆情的反馈力度和速度、作为信源的供给能力以及对新型舆论生态的灵敏度等方面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责任并重,要利用新兴技术搭建互动传播格局,精细化传播策略,推动多元主体入场,完善基于大数据的对外传播效果评估机制,以提升“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
本文围绕复旦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具体经验展开讨论。就总体思路而言,复旦大学重视多语种语言能力的提升,关注新媒体技术的赋能,强调逻辑分析能力的训练。从实践经验来看,复旦大学适时调整培养模式,持续开展前沿讲座,重视国情调研实践。
秉持专业、开放、公共价值的标准,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连续6年发布媒体创新案例。2021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国聘行动”公益项目、四川日报川观新闻客户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天目新闻客户端、陕西日报群众新闻网、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南风窗传媒智库、二更传媒、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牛弹琴”。
为满足当下人才培养需求,计算传播学实验室以“融合”为关键点,主要借鉴理工科实验室工作模式,通过联合跨学科师资、线上线下连接以及产学研互动等方式培养新一代计算传播学人才。
随着数据科学日益成为众多行业领域挖掘信息、辅助决策的方法与工具,新闻业也逐渐重视其在拓宽信息来源、辅助选题决策、提高传播效果等方面的优势。但是,数据获取的简单化、数据处理的浅层化以及对数据可视化的过度偏好等问题也制约了数据科学的专业优势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发挥。数据科学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为新闻业的转型、创新拓展了新的空间,而专业中的数据科学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律,新闻媒体既要重视其应用价值,又要...
自宋代起,淮河下游地区的“僧伽降水母”传说与另一个当地传说“禹擒无支祁”经常被共同讲述。水母传说并非由无支祁传说转变而来,而是具有独立的起源和本事,其与无支祁传说是嫁接关系,即两个不同文本由于名词混淆而产生了交汇。在此基础上,两传说围绕纪念物“圣母井”发生了合并。同时,二者另有各自分流并向附近地区辐射的传播路径。“合并—分流”模式既反映了纪念物在地方传说传播史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文人话语和民间讲...
“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也存在分歧和研究盲点。本文梳理解析当前政党形象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概念、时代背景、传播效果等内容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呈现出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形象传播研究,少国际形象传播研究;多形象传播单要素分析,少形象传播系统性讨论;多形象传播的话语性信息研究,少形象传播的施政性信息研究等特征。其未来学术研究拓展路径在...
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世界也正在从单极走向多极,并进一步走向多个板块,与此相随的全球传播生态也在加速变革,这对正在积极开展国际传播的中国而言,既是重大挑战,更是重要机遇。
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基于特殊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形成差异化的中国模式,强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的概括;二是面对数字技术的变革,要站在全球传播发展的前沿,对中国数字传播发展进行总结、批判和建设,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必要条件,是来自西方的传播学学理和立足中国实践逐渐成长的新闻学队伍,两者分别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外部和内部要素,缺一不可。信息社会的到来、改革开放的启动和传播学人的努力,则成为中国传播学诞生的充分条件。传播学在中国的生长,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即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完美结合,这些因素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例如学科的建制化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化,市场化带来了人才需求,而世界...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为我们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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