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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法治与经济发展法治所（以下简称为“法治所”）是2003年12月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设有法治基本理论、法治与司法体制改革和法治与经济发展等三个研究方向。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完善建议
信用信息 信息公示 信用监管 暂行条例
2018/11/16
我国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颁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标志着我国进入信用建设新纪元。对于市场主体的信用监管，我国所确立的监管理念是规范信息公示载体，确定信用约束制度。然而，在我国市场监管的改革进程中，依然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配套制度不到位、社会参与不充分”等问题。有必要对事中事后监管背景下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提出相应改进建议，以实现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交易安全的法益目标...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均衡——“资源准入模式”之提出
大数据时代 个人数据 保护模式 公共物品
2019/3/14
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人格权、财产权两种个人数据保护路径不仅无法为个人隐私提供实质性保障，而且已成为制约数据利用的重要掣肘。借助经济学上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发现，所谓平衡个人数据的利用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如何合理圈定数据流转范围的问题，应采用兼顾个人数据利用与保护的“资源准入模式”：第一，只有具备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的企业才能收集、使用个人数据，且个人数据只能在适格企业范围内流转；第二，被收集后的个人数据以可...
延安时期的宪政理论与宪政运动述论
延安时期 宪政 新民主主义
2018/5/2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分别于1939年和1943年两次作出实施宪政的决议。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就宪政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观。延安成立了各界宪政促进会,并举行了宪政座谈会,对宪政问题加以研讨,以策宪政的实现,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厉行民主真行宪”。延安时期的宪政理论与宪政运动是中国宪政史的重要篇章。
党管政法:党与政法关系的演进
政法领导体制 党管政法 党与政法关系
2017/2/14
“党管政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治理经验之一。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党与政法的关系一直处于互动调适之中。随着不同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国家权力配置的调整，党与政法关系经历了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诸权合一”、归口管理下的“一元分级”、“党政职能分开”的“一元多层、分工负责”，最终确立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法领导体制，“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十六字原则成为“党管政法”的根本指针。不...
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指正
行政行为 程序瑕疵 指正 确认违法
2017/2/14
在我国近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中，对于行政行为的一些程序瑕疵，法院大量采用指正的方法加以处理。指正作为司法机关解决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一种方法，仅于裁判理由中指出程序瑕疵之所在，但不否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行政行为效力也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目前法院的指正，多以程序瑕疵未影响行政行为实体内容、未侵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等为前提，没有划清指正与轻微程序违法确认之间的界限。本质上，指正是行政行为矫正方法多元化的一...
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方式有确认无效(违法)、撤销、追认、补正、转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或重作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等。在处理具体的违法行政行为时,既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又要兼及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既要考虑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又要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已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除此之外,还应结合行政行为违法的不同类型作具体分析,以行政行为共同具有的一般有效要件为标准,违法行...
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中国的角色转换
国际秩序 国家角色 角色责任 中国
2019/3/20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定位引人关注。随着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态度更加开放积极，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国际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全球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全球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全球治理机制...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研究
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 专家证言 行政诉讼
2016/11/30
针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否可诉这一问题，法院和公安机关进行了长期的角力。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应由谁承担涉及专业判断的过错认定职责，而产生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却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完全开放的专家证言模式无法一蹴而就，法官不愿意采纳专家证言并承受审判风险，因此会尽量依赖警察的责任认定。未来，应当改革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制度，采取可控的开放模式，这样既对现有机制震动不大，又能有序推进制度的改革。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增加了"明显不当"这一审查根据,法院对行政裁量合理性的审查由此得到立法确认。行政诉讼法总则维持了合法性审查的表述,体现了"实质合法"的观念,在此意义上,行政行为明显不当也属于违法。为维护司法审查根据之间的和谐,明显不当根据的适用范围最好限于针对行政行为处理方式问题的裁量;滥用职权根据则回归原位,限于行政机关违背法律目的、恶意行使权力的情形。行政行为是否"不当",应当依据法定...
法治如何定量——我国法治评估量化方法评析
法治指数 法治量化评估 法治量化方法
2016/11/14
对法治状态的定量评价,可以为法治建设提供方向和技术指引。法治评估中所运用的量化方法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评估结果的合理性、执行力及社会效果。通过对几种典型的法治量化评估体系在数据搜集处理、权重设置、指数计算中采用的计量方法进行比对分析,可以发现,当前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量化方法存在着整体局面复杂混乱、具体运用多有瑕疵、实施过程不公开、缺乏结果校验机制等问题。必须正视当下法治评估背后所隐藏的计量隐患,以社...
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的实效性考察
行政诉讼法 行政规范性文件 实效 司法审查
2016/11/14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14个涉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案例的考察,可以发现这项由司法解释创设的权力遭遇了严重的实效性问题。其原因在于:第一,由我国法院系统“政策实施型”制度逻辑、过度科层化的权力组织结构和司法权的行政化等因素所决定的法官行为逻辑,导致了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司法审查的能力存在不足;第二,这项权力本身面临的正当性、合法性疑问,则加剧了法官行使这一权力的消极程度。新行政诉讼...
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
官员不作为 法律规制 唐律 清代处分则例
2016/11/25
中国古代将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列入渎职罪的重要内容,对其实施严格的法律规制。中国古代法律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有明确的定义,针对各种表现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并以细密的"限期"制度使查处官员的不作为有明晰的依据,还将官员行政不作为列入考核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对今天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行政罚款限度的追问
行政罚款 执法绩效 公益损害 金钱赔偿
2016/11/25
面对行政执法中罚不止禁的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将行为人"罚得倾家荡产"的强烈呼声。这让人不得不思考:罚款有无限度;如果有,那么限度又是什么。罚款应当是有限度的,过度罚款将限制行动自由、破坏相对人人格独立、减损法律尊严,危害甚大。无论是从法律制裁的演变规律看,还是从人们思想观念看,抑或是从罚款的运作实践看,将行政违法所致公益损害作为罚款限度,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基于公益损害的抽象性,罚款限额可借鉴民事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