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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文中强调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推进法治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律正确实施，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
《巴黎协定》生效后,国家自主贡献机制赋予我国履行温室气体强制自主减排的国际义务,并可通过国内法机制予以实现。我国控制温室气体采取与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的规制模式。在温室气体控制专门性立法缺位的情况下,2015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条确立其法律地位、成为其法律依据,在具体政策实践中,着力于能源结构调整的节能减排机制成为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基本形态。但节能减排规制体系局限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
明确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对国家干预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前提。要准确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需对法律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和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作出区分。前者主要由立法界定,后者主要通过解释确定。国家通过立法界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先要确定基本权利的核心,并围绕基本权利的核心形成保护范围,同时还要考虑国家履行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可能性;针对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宜采狭窄的界定思路,并对保护范围的...
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遵循立法原意,回应实践需求,解释成效显著,应充分肯定。在法律和实践的矛盾中,需体谅解释者的难处,慎重判断是否违反立法原意。但就回避程序的相关解释突破法律规定,且可能妨碍程序公正和法庭中立,执行时应注意防止弊端且应进一步完善程序规范;确认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报告以及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资格有现实意义,但与立法不协调,且解释自身有矛盾,考虑实践需要应区别情...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立法急需提上日程,而制定一部人工智能法,首先需要明确其规范对象与规范策略。人工智能科技基于自身专业科技和赋能科技的双重属性及其不同实现要求,其开发应用活动也相应形成了两个迥然不同领域。为此,人工智能立法调整对象也存在双重区划必要,并应依据两大领域基本功能、利益和风险预设的不同作出调整策略区分。其中,对于专业科技活动部分,鉴于人工智能科技具有战略竞争地位以及基础共...
与宪法采取了多层级的组织性法律保留不同,《立法法》第8条第2项对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统统实行了法律保留。《立法法》与宪法的不一致说明,组织性法律保留需要与宪法保留、行政保留、司法保留等进行协调,从而来合理界定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对于产生,最高国家机关的产生应当实行宪法保留。对于职权,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职权实行了宪法保留,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
我国《电子商务法》和《侵权责任法》忽略"中立"要件,使所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受到"避风港"规则中"知道"要件的检验,过度加重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影响电子商务的繁荣和科技的进步。欧盟和美国均规定了"中立"作为责任承担的前置要件,对两者立法、司法的比较研究可提炼出"技术中立"和"地位中立"的明确标准。该标准结合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定,可解释现有"知道"规则,鼓励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持"中...
根据中央决策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没有先例可以遵循,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与保障作用。中央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的成果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巩固。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要突出自由贸易的精髓,在自由贸易港建设中重新划分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突出保护私权与竞争中性。在整体授权、一体推进、鼓励创新、平衡协调原则下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发表日期】2020.1.22
【作者】刘云亮
【文章来源】 《海南日报》
【关键词】 新高地；授权立法；法治建设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具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我国谋求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国际博弈日益激烈。海南具有地缘优势并且自从建省以来就是经济特区,党中央对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寄予厚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功的关键是逐步形成高度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建设应有高起点、高标准,重点突破、系统集成,波浪式叠加、砥砺奋进。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应立法先行,重视制度创新,通过立法将政策利好落到实处。囿于《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地方事权无权突破中央事权的限制,因此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在财税、投资、海关、金融、仲裁等关键领域的制度创新缺乏足够的立法权限。在立法层面解决海南地方立法权受限问题有三条路径:从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长期繁荣发展来看,应争取全国人大将有关经济建设的立法权下放,将海南打造成"经济法律特区";以建设中国特...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已经在财产查控、信用惩戒、事项委托、执行信息公开等执行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执行智能化所具有的效益、公正等价值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然而,智能机器在强制执行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明确,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程序规则尚不健全。为确保强制执行智能化在法治的轨道内运行,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的过程中,可考虑赋予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的主体地位,健全智能机器强制执行的程序规则,从而使执行立法适应...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上要求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与其他帮助性质的正犯一样，该罪的罪状自然要求依附于他人的犯罪，起码他人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才能对该帮助行为人予以处罚，这是由该罪的实质帮助犯性质决定的，不能以此否定该罪是独立的罪名。本罪明知的含义只能是明确知道，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明知，不能为了减轻证据证明的困难便背离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任意扩大明知的认定范围，可以通过推定来认定明知。从罪状表...